“只需要在撒哈拉沙漠用太阳能设备覆盖一块20,250平方英里（约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能获得每年2.7亿马力的能量，相当于全世界在1909年消耗的全部燃料”。

  1914年2月，太阳能产业明星弗兰克·舒曼（Frank Shuman）在造访德国后，提出了这样一个恢弘的能源革命愿景。

  尽管舒曼的商业计划被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埋葬，但其与尼古拉·特斯拉等先驱者的雄心壮志，仍然在其后的太阳能产业史上有着深长的感召与回响。

  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物理学家格哈德·克尼斯（Gerhard Knies）成功推动了舒曼计划的变相复兴。在罗马俱乐部热情参加下，其创立的跨地中海可再生能源合作组织TREC推出了DESERTEC概念，并成功将之游说为欧盟能源转型议程的一部分，根据项目执行方测算，通过在撒哈拉沙漠一块300公里边长的正方形区域内建设集中式光热发电站（CSP），就足以生产相当于全世界2005年消耗的全部电能。

  DESERTEC所提出的过高目标，最终在与现实的一次次妥协中不了了之，但幸运的是，早期规划中仅仅作为辅助要素的光伏发电，却通过这一时期的欧盟上网电价补贴政策迎来了发展红利期，并最终超越光热动力机、光热发电等路线，实现了平价上网的历史性成就。

  经历一次次光伏产业内外部风浪的洗礼，时至今日，在供给端，中国企业阵营已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断崖式”领头羊，并正在技术上向晶硅电池理论效率极限跃进，而在应用端，我国本土光伏累积装机量与年新增装机量，目前均已超过全球其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总和，并正不断刷新全球最大单体光伏电站的规模纪录。

  不过在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今天，中国光伏产业人，却并没多少志得意满的心情。

  “行业遭遇历史上最强的内卷，供需严重错配，产业步入冰河期，截至目前，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四大环节基本上跌破了现金成本。全产业链集体承压，本轮产业增长周期内光伏整体产能扩大3倍，但利率下降了70%左右。与此同时，欧美贸易壁垒导致外需受压、出口下滑...当前，中国光伏产业处在最好的时刻与最坏的时刻并存，在阵痛中等待破茧成蝶的转换期。行业正在经历的，不是以往三五年一轮的周期性选代，而是光伏大变局时代来临之前的一场预演”。

  惨烈的市场内卷中，慢慢的变多光伏企业，对“出海”寄托了更为迫切的期待，刚刚结束的欧洲最大光伏展会Intersolar Europe，吸引了近500家中国企业报名参展，刷新历史记录。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大呼隆”，却也随着出海热潮以新的形式隐约浮现。同质化产品、同样的目标市场、扎堆的海外生产基地布局乃至同样的渠道合作商，使成百上千家中国企业，很快在一窝蜂“外卷”中体会到熟悉的“相煎何太急”。

  参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我们该怎样搞好统筹规划？如此多企业一窝蜂拥挤在欧美市场是否正确？

  从商业逻辑上看，光伏企业紧盯欧洲美国似乎是无可厚非的决策，作为容量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第三大区域市场，欧美的确可以为公司能够带来相当大的业绩想象空间。然而对单个企业切实可行的市场战略，当被数百家企业趋同执行时，其结果却可能面目全非。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相互之间的无序竞争，还可能进一步刺激部分国家对供应链主导权的焦虑乃至敌意。以美国近期一系列动作为代表，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封堵和遏制正愈演愈烈，曾被视为对美出口“奇策”的东南亚四国产业布局，有可能上演“一路所向披靡、孤军深入，最后却被人兜了底”。

  在出海战略上，华为这一中国制造业标杆企业，或许可以为当下的讨论提供一些有益参照。

  1996年，华为真正开始启动国际化进程，在出海早期阶段，“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是其鲜明特色。从俄罗斯、非洲、拉美、南亚等看似不起眼的市场出发，华为没有过度追求短期的营收贡献，而是以巨大的战略定力，在“实战”中一点一滴磨合着适应海外市场的销售、制造、研发、管理体系，正如任正非曾总结的：“华为的成功在于坚持不懈地推进‘鸡肋战略’，在西方大公司看不上的盐碱地上，我们一点一点地清洗耕耘”。

  假如没有这样的蓄势，其后华为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业绩爆发恐怕是很难来想象的，而早已今非昔比的“盐碱地”，也成为华为面对外部滔天恶浪的重要“避风港”。

  今天，在“高端大气有档次”的发达国家市场外，中国光伏产业出海的视野，同样应该更开阔，而全球南方，正是这样一片不应被忽视的市场。

  对年轻一代中国人来说，停电或许已可以称为新奇的体验。然而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南方”辽阔大地上，约50亿人口却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电力供应环境中，有限的集中式发电能力与城镇工商业/居民用电保持着脆弱平衡，到了输配电网络更为薄弱的农村地区，市电供应更是成为一种奢侈品，各种后备发电机（BUG）支撑着医院、通信基站、学校、泵站等一个个孤立于电网的现代文明“据点”。

  在著名报告《破碎电网的肮脏足迹》中，国际金融公司（IFC）曾测算，全球南方国家的后备发电机保有量约为2500万台（2016年时点），其中绝大部分是60千瓦以下的小型汽油/柴油发电机，合计装机容量约350-500GW，年发电量约1000-1700亿度，往往占到所在地电力供应的相当比例，并成为居民生活沉重负担。2015年在尼日利亚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市电可靠性低下，频繁、长时间停电，小型发电机成为日常生活“刚需”，高达2块乃至3块钱人民币的度电成本，使受访者不得不将月收入四分之一用于获取基本电力服务。

  除了成本高昂、维护复杂，这些柴油也成为治理环境问题的一大“BUG”。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约15%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来自于该类发电机，而在印度，小型发电机“贡献”了约28%的城市PM2.5污染物。

  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在全球南方一次次推广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替代后备发电机的微电网方案，结果却普遍以失败收场，原因也并不神秘，动辄十倍以上的初始投资和风力、太阳能发电曲线的不稳定性，使其始终难以撼动各类燃油发电机所占据的生态位。

  然而随着中国光伏产业超大规模产能的释放，光伏组件及配套系统价格已出现巨大降幅。目前国内市场上，典型5千瓦光伏组件+逆控一体机+铅酸胶体电池组成的光储一体离网解决方案，采购成本已一路下降至一万块钱以内，与同功率级别的小型柴发价格空前接近。考虑到电源输出稳定性的大幅改善以及使用阶段的巨大成本优势，光储方案竞争力超越后备发电机的“临界点”可能已到来。

  不可否认的是，三五百GW乃至更大的市场替代空间虽然已隐约在望，但从“看到”到“吃到”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环境、收入水平与基础设施，决定了这是一门既慢又“重”的生意，很难成为短期拉高营收的速效药。

  有光伏产业资深专家向观察者网谈到，光伏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渗透普及前程远大，“很多人没有关注到，近年来巴西的户用光伏其实发展非常快，非洲的市场需求起得非常快，东南亚和南亚的潜力也非常大，许多中国公司都在考虑将中国的信息化和高效管理能力输出到这些地区，一种原因是开拓和培育市场，另一方面也是释放产能”，不过专家也坦言，投身全球南方市场务必戒骄戒躁：“有两个因素要考虑到，一是这些国家毕竟经济底子薄，市场需求的增长需要时间。另一个是中国企业要踏踏实实走出去、沉下去，占领终端市场，不要简简单单做货贸，后者只能是自己卷自己，卷得没啥利润”。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国光伏产业精耕细作全球南方市场，意义也不仅止于“把产品卖出去”。

  自196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举行的新能源 (太阳能、风能、地热) 国际会议以来，包括光伏发电在内的太阳能利用，曾长期被视为一种面向欠发达地区“穷人的能源”，这一概念诞生之初无疑张扬着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憧憬，但激情褪去后，“穷”，似乎成为其中最鲜明的关键字，其应用场景牢固绑定着“偏远地带”的意象。

  彼时昂贵、低效的光伏板，往往被作为发展援助和慈善事业的一部分，“植入”第三世界国家星罗棋布的扶贫“示范”项目。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西方工业国开始调整以大型项目为中心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开发援助模式，转而关注各种农村小型电气化项目，光伏更是一度成为被寄予厚望的离网解决方案，上世纪九十年代向亚非拉地区推广50瓦太阳能电池板的高峰期，美国光伏组件产量四分之三被用于出口。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图景，DESERTEC白皮书中还曾不以为然地预测，光伏发电系统在欧洲的前景十分有限，因为电网覆盖率已接近99%，剩余的户用光伏系统空间已极端狭小(the remaining potential of solar home systems is extremely reduced)，至于集中式光伏发电，在DESERTEC愿景中自然全面落后于光热发电。

  时过境迁，光伏在中美欧等核心市场，早已从电力系统中的边缘龙套跃居“主角”，应许着人类驾驭无穷无尽绿色能源，重构低碳、零碳未来生活的图景，更被某些秉持冷战思维的发达国家政客，视为大国声望与地缘竞争的焦点。

  相较这种大开大合的“高现代化”叙事，在广袤的全球南方，光伏仍然还未摆脱“低现代化”的观念牢笼。

  所谓低现代化，指向新技术更为有限的承诺。不同于在“高现代化”叙事中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光伏在欠发达地区与太阳灶、沼气池等技术一道，仍被普遍视为提高农村人口生活品质的一块“甜品”，其想象的上限是取代木柴秸秆、后备电机等“传统”能量来源，使“靠天吃饭”的农业农村里的生活景观能够运转得更为稳定便利。

  二元观念的背后，是技术供给者与接收者之间城乡、国别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慷慨解囊的西方援助基于这样一个极端隐秘而又根本性的观念前提：欠发达地区土著并不是特别需要获得如同发达国家市民那样丰沛而稳定的能源供给，他们只需要在一个更令“观众”赏心悦目、更符合异域想象的田园风情中，扮演好自己祖辈亘古不变的角色，施与受之间各得其所，各安“本分”。

  要理解类似的二元现代化观念，智能手机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参照，所谓的“良心”企业谷歌，曾推出过雄心勃勃的Android Go超轻量操作系统，认为其搭配定制的超低价手机，将成为欠发达地区移动互联网普及的“金标准”，但多年来的现实证明，非洲年轻人对二手乃至三四手“常规”智能手机的兴趣，也远超过硅谷“好心人”为其量身定制的理想产品。

  正因如此，中国光伏在全球南方的普及扩散，更要求我们打破“低现代化”观念囚笼，敢于“Dream Big”，宣示并践行自己的宏大愿景。

  是的，中国光伏不仅仅能够在既有电力系统中扮演好“拾遗补缺”的角色，更可当作彻底重构南方国家电力系统的支柱。

  回顾历史，西方工业国深度参与的“全球南方”电气化进程之所以屡屡受挫，并非TVA模式或者农村微网技术可行性不足，而是没有认识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先决作用，飘忽不定的战略重点，也使每一条路径都没获得深入探索的机会。

  相比之下，千禧年后中国所主导的全球南方水电开发“史诗级”热潮，则既反映了新中国小水电发展经验与方案的生命力，更体现出发展导向的“中国范式”对南方国家普适意义。

  （从解放初的水主火辅电力发展的策略，到今天独步天下的市场统治力，中国已经在水电这一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展上创造了一个奇迹）

  不妨大胆设想，在中国光伏产业现有成本与技术水平下，假如开发性金融与光伏、风电新能源大基地方案实现有机融合，大规模走向全球南方市场，将会对中低收入国家注入怎样的发展新动能，又将会为中国光伏产业，打开何等巨大而又未曾设想过的市场空间。

  能源供应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意义，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切身的体会。可靠、充沛、廉价的能源供应，意味着工厂可以稳定生产，让许多高能耗制造业得以落地，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得以真切转化为产品制造成本优势；杂货店、餐厅和旅店可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冷藏能力将更多新奇的消费品带到本地市场，也连同水泵、大棚等设施，得以支撑本地经济作物种植加工，随后送往更长距离之外的消费市场，最后，摆脱基本生存压力的本地消费者，得以尝试洗衣机、冰箱、空调乃至电动汽车带来的全新体验，逐渐拉平与城市居民乃至“世界公民”的生活方式鸿沟，看到更大的世界，对人生有更开阔而多样的决定...

  从更长周期看，人均能源消耗水平，往往与一国发展水平有强相关性，并存在着一个人均100GJ左右的“分水岭”，按吨油当量（TOE）换算，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耗2.5吨原油，或10000度（kWh）电。这个标准，清晰地分割了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对标这一发展里程碑，全球南方的能源开发还有令人目眩的巨大空间。

  更充足的能源供给，无疑将极大释放人类固有的创造与活力，使一系列人类活动成为可能，带动供给能力与市场需求的接续涌现，而要实现这一图景，除了清洁能源之外，别无它途。

  全球南方，应当，也必将成为中国光伏出海的希望田野，当这片田野上鲜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将无愧于这样的号召：“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